顾汉研

（转帖）

2008-08-21

王立群、马瑞芳、钱文忠、骆玉明，四位教授不同研究方向，但都关注传统文化的普及，也都登上过百家讲坛。在涌现回归传统、国学复兴热，电视讲座取得效应之后，我们冷静地回眸、反观并眺望未来的文化建设，只是希望在准确、深刻地解读这个文化现象后，能感受到背后涌动的巨大的时代需求、民众渴望、社会缺失，希望在“集体无意识”复苏之际，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人为何一定要知道《三字经》

    《三字经》是最普及的蒙学读物，也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讲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古人的做人准则和治学态度，也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

    骆玉明：是不是请钱文忠先生先介绍一下《三字经》的由来？

    钱文忠：骆老师给我出题了。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中有很多蒙学著作，就是给小孩子看的。《三字经》既不是时间最早的一种，也不是篇幅最大的一部。但它确实是最普及的一种。它的作者到今天也不能确定。根据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史实和用语的特点，我们可以有相当的把握判断它应该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三字经》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的符号，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汉族人不知道《三字经》，总会有一点奇怪。它也是文化的象征，多少知道《三字经》，就意味着多少读过一点书，意味着知道一点道理，意味着懂得一点学问上面的事。

    另一个意思，在汉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在某些特殊的语境里，或许会有一点嘲笑你的意思：你就懂一个《三字经》，别的可能什么也不懂。有一些场合会用《三字经》形容一些穷酸文人的假斯文。

    最近我在央视录《三字经》，就是希望把《三字经》好好讲一讲。因为我相信，《三字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读物，琅琅上口，大家都容易记。《三字经》有很多版本，基本上也就是千把字，有的版本更短一些。它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些人生的态度、一些做学问应该有的习惯，包括一部中国简明通史纲要。我想，上面的就是我的一份答卷，交给骆老师。

    骆玉明：文忠兄在很谦虚的状态下表现了他很渊博的知识。说到《三字经》的作者问题，这显示了《三字经》本身的一个特点：它是先以佚名的状态流行，然后人们再追溯它的作者。有的作品出来的时候就跟作者联系在一起，而像这种流行很久以后大家再追溯它的作者，是另一种情况，表明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怎么把它当一回事。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南宋王应麟所作，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如果确实是出于王应麟之手，他写的时候肯定是不太经意的，就是给家里孩子看看吧，或者是范围再稍微大一点。因此一般人也不太注意。但时间久了，流传越来越广，大家才注意到这个东西不知是谁弄的，就很关心这个问题。这证明它是一个流传很广泛，适应性很强，老百姓也很喜欢的东西。

    而老百姓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把《三字经》重新读了一遍，感觉它确实有它的好处。主要是涉及的知识很丰富，而线条非常清晰。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儒家理念，“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啊什么的，但是这些理念的东西强调得不是很过度，就是把儒家的一些核心观念简要地说一下，告诉你做人的准则、道理、基本的规矩是什么，更多的是说一个基本的、中国古典的知识框架。当然你不能说读了《三字经》就知道中国文化了，但是如果《三字经》里面的东西也没有懂的话，那你完全是还没有入门。

    当代人如何解读《三字经》？

    钱：《三字经》起到了关键词作用，帮助以后学习中触类旁通。

    骆：成人先要解读，注意其中价值观的历史差异，然后引导孩子。

    钱文忠：刚才骆先生讲的《三字经》非常精到。百家讲坛讲《三字经》，起初找的不是我，而是两位非常棒的老师，可能另外两位老师有事，我才勉为其难，滥竽充数。我当时可以说有些轻视之意。我想讲《三字经》，应该没有什么难的。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狂傲心态。但是，做准备的时候才发现《三字经》真的不简单。即使对我们这样在传统学术领域做教学研究工作的，都未必简单。传统的深厚就体现在它乍一看去似乎很浅显，但是，背后却有很深厚的积淀。我们在其中成长、生活，须臾不可离。就好像今天那些活生生的传统，比如我们见到长辈都很尊敬，比如说中秋、过年都聚在一起，这些都很明白，没有什么，但我们都离不开。传统的魅力就在这里，《三字经》也是这样。

    《三字经》基本上是十二字一节，到历史部分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的押韵也是按照这样的长短处理的。开始是大家都知道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起先，我认为这个很好讲：“人之初”，出生的时候；“性本善”，人性、天性本来是善良。但是后面的“性相近、习相远”怎么讲？人生下来本来就是善的，那应该是性相同，岂不是就没有“性相近”的问题了吗？这就需要非常仔细地分析。在古代汉语当中这个“本”，“性本善”这个“本善”是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那么绝对的百分之百呢？也就是说人之初百分之百都是善的呢？不是的。《孟子》里面也讲到的，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呢？中国古代人性论粗分有三支，一般说起来，是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

    我们不能确定《三字经》的作者。但是，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比较认同孟子。大家的本性都是接近的，但是习相远，如果后天没有接受比较好的教育，那么也是会变坏的。因此，仅仅是《三字经》的第一句，我讲的时候就花了两讲。短短12个字，我的讲稿是18000字左右。
我想现代人看传统的某些东西有时候会认为很简单。但是，可能我们都忘了，一件东西之所以能够流传很久，往往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明。我们知道《论语》在古人看来就是很容易的,但是也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文心雕龙》就不一样了。正因为表面的形式非常简洁明快，非常言简意赅，因此背后的积淀就越深。

    我个人认为，《三字经》起了一个关键词的作用，其中，儒家的基本观念都有了。《三字经》就是一个一个的关键词。记住那些关键词会使我们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触类旁通，可以知道怎样学，可以知道还有哪些需要学。

骆玉明：我接文忠这个话题说几句。现在《三字经》大家都给小孩子读，前不久碰到上海尚德学校一位老师，跟我说起他们学校的小学生都能背《三字经》，我因此就想到一个问题：《三字经》是纯粹写给孩子看的呢，还是同时也写给大人看的？从小孩子的角度来看，《三字经》容易背容易记，里面有一条很简明的线索。但它也牵涉到一些很深的内容，再说时代变化了，价值观有历史的差异，如果家长或者老师不能够很好地理解，怎么能够给孩子讲解呢？

    譬如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牵涉的东西太多了。性本善这个观念钱文忠也讲了，是出于《孟子》，而“性相近，习相远”则是出自《论语》，就是孔孟两家意识的结合。那么，说“性善”或者“性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性观？理由是什么？如果认为人性本来无善无恶，依据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最简单地讲，就是儒家主张性善论主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便于引导。因为在强调性恶论的时候，必然引向对人性的管制，要用一定的手段、方法强制人走一条规规矩矩的道路。而强调性善论的时候，更多是重视对人性的引导。其实，性善论、性恶论各有各的道理，讲无善无恶则看得更深一层。从人类文化的机制来说，人们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把人的某些欲念和行为宣布为“善”，表示肯定和彰扬，又把某些欲念和行为宣布为“恶”，表示反对和抑制。而善、恶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把对善、恶的判断视为文化机制可能更合理一些。

    儒家思想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引导人向善。如果你教育孩子，以性善论为基础也是最好的，容易走正路。你告诉他，他就是一个好孩子，如果躺在地上耍无赖，那就是受了大灰狼的欺骗，大灰狼要他变成坏孩子。至于长大了，可以让他自己去理解。

    从《三字经》看传统文化热

    骆：客观上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如何把中国本位的精粹和西方精华结合，是个大问题。

    钱：人均GDP发展到2000美元的亚洲国家都会反观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也不例外。

    钱文忠：刚才骆先生讲的关于人性论的意见可以扩展开来。《三字经》最前面的四句基本上就把中西两种文化和两种社会演变的线条勾勒出来了。接着骆先生的话来讲，传统中国的主流就是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的，人性是有可能被引导成善的，甚至人性最终是善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概念，“六亿人民皆尧舜”。这个话等于说，中国人都是尧舜。这样岂不就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了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信念。

    骆玉明：对，从孟子到王阳明，他们都强调这个。

    钱文忠：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这个国家呢？我们就选出一个最好的圣人，让他引导我们。既然大家都是好人，何必要法制呢？大家都会自觉，都会积极主动、清正廉明。如此这般，为什么还要什么法律制度呢？而西方就不一样。西方基督宗教的传统里有原罪的观念，慢慢就演变出三权分立、彼此制约。这就是西方传统的幽暗意识。近来，很受学术界的关注。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办法在这里展开了。

    骆玉明：中国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走到现在，有两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客观上已经很深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又要回顾传统，那么，继承传统与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努力怎么结合，本位的东西跟外来文化、西方的东西怎么结合，这就变成更大的问题。

    钱文忠：有很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一种现代化，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的现代化。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毫不顾惜自己的传统、毫不留恋地贬斥自己的传统。我们付出的代价，或者我们认为现代化的前提，乃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毁坏自己的传统。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一个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当然这个发展主要是好的，但有成就，也就有问题。在这样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场传统热、出现一场国学热呢？我个人有一个观察，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的时候，都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羡慕西方了，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向传统回归。中国可能也正好到了这么一个关节点。

我们从传统中继承什么？

    钱：回归传统热中出现了“姿态降低”现象，说明我们认识到复兴传统的艰辛，传统恐怕不是继承，而是从启蒙开始。

    骆：先要理清传统中有价值的成分。传统必须在与世界文化通融的格局下延续下去，这样的传统才有生命力。

    钱文忠：在这样一个回归传统、或者传统开始变热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称之为“不断缩减”或者“姿态降低”。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开始致力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们的计划很大，心气很高，恨不得把我们以为的全部传统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复兴起来。就拿儒家经典举例子吧。一开始“气吞‘十三经’如虎”。后来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容易，就退一步“先弄‘四书五经’吧”。发现也未必“弄”得了，于是就先“搞‘四书’”吧。看看“四书”也不见得有把握应付，那么就“上《论语》”吧。上着上着觉得，即便是《论语》，对于和传统阻隔已久的现代人来讲，似乎也过于“深”了。这不，就退到《三字经》来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和坏的问题。起码，它表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存在现状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们对复兴传统文化的艰巨性认识越来越清晰，我们对自己应该和必须有的心态与姿态认识越来越清晰。

    复兴传统文化是非常艰难的事。传统文化一旦被摧毁，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很容易就复兴。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看成是野火烧不尽的青草。传统文化未必是青草，就算是，那恐怕也是野火烧得尽的。青草是春风可以吹生的，而传统文化未必是春风可以催生的。

    我们讲《三字经》，必须在上述的情况下讲。其实《三字经》的价值，包括我们大家关注它的价值，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要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复兴我们的国学，我们要去建设一个有民族自豪感、有民族主体意识、有传统意识的健康的现代化，至少在今天，我们的文化基础、传统基础必须从最基本的打起。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心态想象成一个刚刚开始咿呀学语的小孩子。所以，我们从《三字经》开始讲。我们不可能再搞任何形式的传统文化的大跃进。复兴传统文化、弘扬国学不是打群架，不是人多就管用的。也不是吵架，不是嗓门大就行的。必须扎扎实实从基础往上做。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讲《三字经》或者重温《三字经》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之于传统文化，首先恐怕还不是继承的问题。我们继承什么？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继承？恐怕首先要启蒙。我们要以接受启蒙的心态来补这个传统文化的课，或者补国学的课。当然，可能我特别悲观一点。

    骆玉明：这里面存在一些混乱。实际上，对于究竟什么是“传统”，或者说传统里面什么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并没有理清楚；再说，中国文化的发展究竟应该建立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还是更多向西方吸取？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但这条路不太容易走得通。那么长的历史，积累了那么丰富的文化，总不能说丢就丢掉。但是，完全回到传统，完全仿照儒家的一套行吗？你不能往前走，不能往世界文化相互融通的大格局中发展，这个传统实际上没有生机。换句话说，你不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