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复旦大学校友）：中国是日本离不开的“特需”
2008年04月23日 07:26:52
【转帖】
“日本通”徐敦信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大使。1964年7月进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1991.4)。1993年4月出任驻日大使。
昨天，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的徐敦信（复旦校友）应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之邀做了一场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与中日关系”的主题演讲。
作为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亲历者，徐敦信回顾了当年条约缔结的背景和过程，同时还谈及中日关系近几年的发展、中日关系的未来以及胡锦涛主席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演讲后，徐敦信接受了早报专访。
“对中日关系，我不悲观”
东方早报：日本首相福田上台后对中国采取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但现在他在国内的处境却比较难，在野党逼迫其下台，党内也有不同声音。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扬言要提前进行大选。您觉得日本政局的变化会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
徐敦信：希望提前大选只是民主党的愿望，但提前选举是首相的权限。对首相本人及首相所在政党有利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提前选举。不利的话，我想是不言自明的事。所以，在野党的希望只是希望，但决定权不在他们。首相不会那么傻，他会找一个有利的时机。所以，我不认为年内选举是必然的。
东方早报：如果自民党内进行了人事调整，比如强硬派麻生上台，会影响中日关系吗？
徐敦信：我不好做这样的预测。第一，麻生能不能上台是一个问题。还有，我觉得尽管日本出了一个小泉，将来我不能说绝对不会再出现，但是，即使有这种情况，我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还是“谨慎的乐观”，我并不悲观。即使出现第二个小泉，也是过渡的、暂时的。
我曾经讲过，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就包含不应因为政权变动而受影响。为什么谨慎的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日本今天的利益所在决定他不可能跟中国闹僵。小泉这么强硬的一个“时事造英雄”，解决了日本国内一些问题的一个人，且干了5年长命内阁，这么一个人，支持率这么高，到最后他为什么下台，就因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国内对他的批评可以说是异口同声。
“中国特需”
东方早报：建交36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
徐敦信：我的看法是，讲到中日关系，首先要讲一点，建交36年以来，总的方向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国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可以说是“飞跃发展”。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在中日历史上没有过，在国际上两国关系这样的发展也不多见。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遇到机遇，我们可以共同谋求利益。遇到问题，如果不合作的话，很难独善其身。
但还有第二点，两国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有差异，价值观有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也有不同，导致两国之间有不同意见有分歧，甚至于有利害冲突。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不可避免。邻居相处，早不见晚见。买卖做大了，一方面发展了，一方面利害利益自然就有。再加上历史恩怨，那场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有些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很容易伤害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这很自然。
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美国政策，因为战后那段时间，该拨乱反正的时候没有拨乱反正，错过这个时间再让他们明白就难了，再加上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国内个别传媒，两国的历史恩怨再加上现实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冲突也不足为奇，今后也还会有。
但在中日关系上，像小泉时代由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情况的变化造成的起伏应该说是第一次。此外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过去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有，而造成小泉时代两国关系的“冰期”，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由特定人物所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