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终身教授、文化老人贾植芳平静离世
中国复旦大学终身教授、文化老人贾植芳平静离世
2008年04月27日09:38
【转贴】
（作者：张弘）24日晚6点45分，复旦大学终身教授、文学研究界泰斗贾植芳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2岁。葬礼将于4月29日下午1点在上海西宝兴殡仪馆大厅举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著名学术大师钱谷融称，“像贾先生这样真实的人很少有，贾先生自己也讲，他一生要把‘人’字写好，他可以无憾了。”
临终前仍操心文化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业松告诉本报记者，贾先生有一个养女，定居在澳大利亚。这几年是养女的姐姐在照顾贾先生，她的小孙女给晚年的贾先生带来了不少乐趣。
张业松说，肺炎是贾先生的老毛病，一到春天就会犯。四个多月以前，他的肺部有点感染后住院，中途出来过几天，但是一离开医院，停止用药以后，症状就又出来了。他最后的死因是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走得比较平和。
张业松说，23日下午自己还带着学生去看望贾先生，当时贾先生还在惦记着胡风诞辰100周年的会议文集是否已经出版了———这个会议是2002年召开的，有关文集最近将落实出版。张业松还应贾先生的要求带去了朱锡侯生前留下的口述回忆录。“他一直喘气，有痰，说话不清楚，很费劲，当我听清楚以后很动容，因为他到生命的最后，操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文化上的一些事。他不熟悉我的一个学生，他用眼光给他们示意，告别的时候说，等我病好了，欢迎你们到家里来做客！这是我听到的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能够体现他的个性和关怀。”张业松说。
外地弟子紧急抵沪
著名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78岁的范伯群是贾植芳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的弟子，他说，自己知道贾先生身体不太好，但是以前没有这么紧急。他回忆说，贾先生23日晚上精神还很好，自己本来准备周六去看他，结果昨天下午四点就接到电话，说情况不妙，让他赶紧过来。“我找了一部车子，下午六点半出发，但是贾先生6点45分就过世了。”范伯群晚上八点多赶到上海时，与近百人一起举行了简短的悼念仪式。
人民日报记者、著名作家李辉是贾植芳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的弟子。他说，23日与贾先生通电话后，24日中午12点就赶到了上海，当天下午6点他准备乘飞机回京，就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守护人发来的短信，说贾先生过世了。李辉说，“我26日要去郑州书市，准备28日直接从郑州过去，参加先生的葬礼。因为他对我情感上的影响太深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他对我的学习、生活一直很关心，所以一定要去。”
同辈大师感慨“失落”
年近九旬的著名文艺理论大师钱谷融先生说，24日晚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贾先生过世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感到很悲痛，很失落，我的同辈朋友，又少了一位。”
学术大师徐中玉说，贾植芳先生比自己小一岁，自己和他没有同事过，最近七八年才认识。“我得知贾先生过世以后很难受，他是一个很可靠的朋友。我们每年开会，大家都要碰头。贾先生非常老实，他有什么说什么。他思想上很进步，几个年代都坐过监牢，打成胡风分子后吃了很多苦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我一定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
小传
贾植芳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
1936年出狱后，赴日留学，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夏脱离战斗部队，流徙西北、重庆等地，写作不辍，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以战地通讯、散文和小说名世。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
1946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1948年出狱后以著译为生。
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久后被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1980年平反。
1981年领导重建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研究生。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兴建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1987年8月退休。2003年11月20日，妻子任敏辞世。著有《近采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狱里狱外》，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 追忆
钱谷融 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人
人是最要紧的，贾先生这个人很真，在我的朋友里面，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少有的。我一向很敬重他。他这个人很风趣，经常谈笑风生，尽管他的山西话我们听不大懂，但是经常被他的笑声感染。虽然他一生饱受苦难，但是非常乐观、爽朗。我到上世纪50年代跟他相熟，跟他很谈得来。跟他在一起，就像鲁迅写陈独秀那样，不必有什么戒心。他毫无城府，和他在一起完全可以坦诚相见。贾先生自己讲，他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而是一个社会的人。贾先生自己也讲，他把“人”字写得好一点，他可以无憾了。
今年的锦江文化经济学院联欢会上，我最后一次见到了贾先生———我们俩都是校务委员。有次他来看我，我们俩一起喝酒，一起聊天。当天喝的酒度数比较高，我不大会喝，几乎是他一个人把一斤酒喝光的，这顿酒喝了三个多小时。后来，一个同学来把他接回去了。还有次到扬州他的一个学生那里去，我的太太和外孙也去了，他和我的外孙玩得很好，我外孙叫他贾爷爷，假的。
（口述：钱谷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范伯群 他代表了正义和良心
贾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从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的，我是1951年进入复旦大学的，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学生。那个时候教授少，他又教现代文学，又教我们写作课。除了课堂上的教育，他批改作文的时候还把每一个弟子请到家里去谈问题。我们后来就经常到他家里去。贾先生为人朴实，平时穿的都是布鞋。当时，他家里没有钟表，我们就问他，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上课呢？他说，我看猫眼睛的变化就知道几点钟了。
我们工作以后，他仍然很好客，家里经常有人吃饭。他干脆让女儿、女婿晚上进厨师班学习。两个人都学到了三级厨师，经常一起做饭给大家吃。
贾先生一生坐过四次牢，他自己讲，我一生就写了一个字，就这个字只有两笔，是“人”。人这个字，要写端正。我觉得，贾先生的确把“人”字写端正了。胡风事件出来以后，贾先生为此进了监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说，我受罪不要紧，但是不能牵涉到我的几十个学生。但分配的时候，整个班级都被“贬”了。他后来就说，我对不起55届毕业的学生。他还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我的确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贾先生一生代表了正义和良心。
贾先生被关了12年，劳动改造，分配他推油印机，印讲义。大概是1980年我在黄山开会，这是我劫难后第一次见到他。我跟牛汉说，我是贾先生的关门徒弟，现在重开山门，是陈思和、李辉。贾先生说，不是吧，是砸山门，那时我的山门被砸掉了，现在要重新建造起来。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确实培养了又一代人。
贾先生后来耳朵聋了，他跟我讲：他们那个时候骂我，我耳朵好，句句都听见，现在大家都说我好，我一句也听不见！贾先生的一生，我认为是很光辉的。
（口述：范伯群，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业松 学生的学生，他都视如己出
我可以算是贾先生的第三代弟子，我的学生可以说是他的第四代弟子。我1992年考回复旦做陈思和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和贾先生有些往来。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把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视同己出。虽然没有亲生的子女，但是，贾先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令人欣慰的是，他几代的学生，相处都比较好，没有像一些大的师门经常会出现的内部纷争，大家都努力于各自的业务。
（口述：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林露）
